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陈晓楠

图/戚容源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创作成果日渐丰硕，屡有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出版，许多作家也走出去，频频与国外文学界交流。

4月26日，羊城晚报岭南文化传播研究院就这一话题，邀请一批“文学使者”——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诗人、《作品》杂志副总编辑郑小琼，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龙扬志，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威廉，以及美籍华裔作家刘荒田，作家、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苏炜，以线上线下的方式相聚羊城派直播间，畅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创作与海外传播——

A 概念：“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强调关注时代

“走出去”得益于呈现急剧变化的时代

羊城晚报：您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是怎样看的，请结合自己的创作谈谈？

杨克：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是很明确的。前几年我在中国作协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写了两首诗，《听见花开》写大湾区11个城市的市花，而在《大湾区的天空》里说大湾区的飞机场很多，所以大湾区的天空是最繁忙的天空。在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之前，1993年我就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组诗《在商品中散步》，开始了城市化、商业化的写作。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香港的一个电视台来给我拍一个节目，主要就是以我的两首诗《天河城广场》《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为背景。

为什么我会写《天河城广场》？因为广州的天河城是一个商场，是全中国第一个把商场叫作“广场”的地方。《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是2001年写的，为什么写这首诗歌呢？东莞原来是农业文明发达的地方，有水稻、甘蔗，有很多河涌，但它变成了世界的制造业基地，现在在这个地方就很难遇到稻田了。这两首诗传播很广，2002年日本东京大学就为我开过一个研讨会，20多个日本的大学教授，只研讨一首诗，就是《天河城广场》，他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讨，认为这意味着诗歌题材的裂变，写出了中国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商业文明这种进程中的一种变化。

羊城晚报：您的诗歌有不少被翻译到国外，为什么会选择您？

杨克：第一是运气。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诗人大卫·艾诗乐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书，他当时就翻译了我三十几首诗，他翻译得比较准，因为每首诗都是经过和我当面谈后翻译的。当然，我写的是大湾区诗歌，但也是中国的诗歌。

以前的人可能他一辈子就生活在一种文明背景下，比如农业文明，而我们生活在四种文明背景下，我们同时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还有现在的信息时代，我个人的写作主要就是呈现了我们在当代这种急剧变化时代的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我的作品被翻译主要与此有关，得益于我们国家40年来的变化。除此之外，也有诗歌语言、题材、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新的人群、新的经验、新的生活成为被书写对象

羊城晚报：从海外的角度怎么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刘荒田：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也是湾区，叫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的生长之地——出生于台山，后来出国在旧金山湾区生活了大半辈子，晚年退休之后也长期定居在佛山，这“三山”就是我一辈子的。从青年到现在，基本没停止过中文写作。写作第一个功能就是沟通，让人互相了解彼此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的，而人性基本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一个湾区，文学都会有各自的特色，作家都需要有一种内在的自觉追求。

龙扬志：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传统，因近海之便形成了与传统农耕文化不同的海洋文化，在参与世界经济、文化的过程中展示出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近代以来产生了很多思想、文化精英。比如，郑观应在澳门完成的《盛世危言》，提出了不少前瞻性的见解。改革开放40多年来珠三角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圳、东莞、佛山、中山、江门等城市涌现了一大批制造业，无数外来者在这里书写有关生存与创业的故事。大湾区这个文学、审美、想象的空间里产生了新的人群、新的经验、新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一些不被辨识的、无名的经验成为被书写的对象。大湾区文学理应强调对未来的关注，顺应文学主题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历史趋势，既书写一代人在这里的理想追求，也抒发寻梦者的悲欢离合，呈现大湾区文学的现代性特质。

B 创作：不断地跟这个世界发生“摩擦”

从东莞开始的写作

羊城晚报：大湾区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接地气，您的诗歌写作之路就是从珠三角的工厂开始的，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郑小琼：当时，我毕业后在家里没工作，有很多朋友在这边打工，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他们介绍我来广东，第一站是东莞，所以我的写作是从东莞开始的。应该说，东莞带给了我很多困惑，但也带给了我很大的幸运。因为有很多话要说，然后就找到了阅读、写作。大湾区对于一个在外来打工者，有很多机遇，我也是抓住了这个机遇，成长起来。

羊城晚报：您是外省人，以写作而论，什么时候才意识到已经成为湾区（广东）文学的一部分？

郑小琼：这是现在的追溯，但我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界限分明的，当时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写的就是自然而然的身边的环境，身边的生活，所以它是一种自然生长。

羊城晚报：随着工作和生活的改变，写作的题材和体裁有什么变化？

郑小琼：开始的时候，关于乡愁的抒发可能多一点，后来就写自己在工厂的生活，再后来离开工厂，主要是写自己。比如，我多次登白云山，就写了很多关于白云山的诗，我觉得也是对这种城市的一个致敬。到编辑部工作以后，耳濡目染，写作体裁也从写诗跨界到写小说。当然，诗歌还要继续写，诗歌永远是我的主业。

构成一种新的城市美学

羊城晚报：您来自陕西，作为一个很“北方”的作家，觉得什么是湾区文学？一定要写湾区才叫湾区文学吗？

王威廉：一个写作者跟他生存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我这些年的写作也是一直在变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前年出版了一个科幻色彩的小说集《野未来》，小说里实际上是跟我们生活的湾区关系非常密切，有较浓的岭南特色。广州、深圳是两个距离特别近的大都市，当我在两个城市之间穿梭的时候，生理性的震撼特别大，所以我专门写了一个小说《城市海蜇》。但我不想把它当作描摹的对象，我所观察到的广州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广州，它是生机勃勃的，鱼龙混杂的，我不急着去全景式地把握广州的城市形象，更多的是一点一点地去反思我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小说《父亲的报复》里，我描写了这种状态，是一个广州的故事。所以，在大湾区写作，其实获得的是一种恢宏的视角。我在广州居住的时间差不多有23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大湾区文化的影响深深地印在我的写作里面。

羊城晚报：您是从本科、硕士一直读到博士，很多时间在校园里，对大湾区这样的题材是怎样去获得生活体验的？

王威廉：中国作家要不断地跟这个世界发生“摩擦”，要有灵感的收集。我写小说《你的目光》的时候，就是去深圳的一条街道开会，跟当地人聊天，他说当地生产了全球六七成的眼镜，让我觉得特别惊讶。眼镜本身也是一种隐喻，它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然后又了解到眼镜设计师的职业，有迪拜富豪来订制价格高昂的眼镜。所以《你的目光》里的写作完全是打开了一种大湾区的视野，我觉得大湾区的视野的背后实际上是世界的眼光。

华为的总部在深圳，微信的总部在广州，大湾区也是科技应用最前沿最发达的地区。以前郑小琼在珠三角打工的时代，工厂里都是流水线手工作业。现在工厂里都是机器人了，但也许我们又有了新的焦虑。这是一种带有某种新的普遍性的城市经验，对于整个中国的未来来说，可能它都提供了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构成一种新的城市美学。

杨克：我必须强调一点，以前当我们谈论广东文学的时候，好像是一种地方的文学，而且渴望获得北方的承认。但我们说写大湾区，写的是中国的文学，写的是世界的文学，它是当代人类的经验，它不仅仅是湾区，我也一直是用这样的眼光来写作的。

“我就是一个道地的广州仔”

羊城晚报：您人在美国，所接触的海外华人作家里有没有与大湾区关系比较密切的？

刘荒田：到现在为止，在美国的中国人的主体还是广东人，很多华人作家也是广东籍的，他们的创作里也有很多反映了广东的情形。比如，我比较熟悉的苏炜就是一个，他的作品里体现了东西方融合性的特点。

羊城晚报：苏炜老师在耶鲁大学东亚系任教，你教授的主要是中国文化课吗？

苏炜：在耶鲁大学我就是个中文老师，包括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华裔班，还有书法课，都是耶鲁的高级中文课。5月是美国的亚洲太平洋文化月，所以半年以前耶鲁大学东亚中心就找我商量，说要做点跟中国有关的事情。30年前，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当年的华工以台山、开平、中山这三个地方的人为主，参与修建美国的太平洋铁路，这段华工的重要贡献以前在美国的历史上是被抹掉的，我很震撼，后来我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纽约的华人博物馆找了很多材料，当时就写了一个舞台剧。这个舞台剧后来改写成清唱剧，叫《铁汉金钉》，2019年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正式上演了。最近，加州导演周敏还做了一个叫《回家》的短纪录片，也是记录当年华工的牺牲情况。这在5月亚太文化月中变成耶鲁大学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我们在五一那天，会在一个大阶梯的课室作展演，安排放映和讨论两个半小时。当年近两万华工基本都是广东人，所以这个《铁汉金钉》清唱剧本身用了很多广东的元素，比如说里面的苦力号子，都是用广东话喊唱的，还有粤语童谣《月光光》贯穿了整个清唱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很多华洋观众都是流着眼泪看完的。

羊城晚报：在您的创作中，大湾区（广东）占有怎样的分量？

苏炜：我就是一个道地的广州仔，平时跟广东华人交流都是讲广东话。1982年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创作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写的就是珠三角的渡口，还有两三部小说都是以广东话为根基的表达。

C 传播：搭乘火车奔驰在法兰西的原野上

在国外出版有神秘“配方”？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不少大湾区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出版，也有很多作家频频到国外参加文学交流活动，搭乘火车奔驰在法兰西的原野上，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郑小琼：这几年我在法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等地都被翻译出版了一些诗集，有些人觉得我为什么这几年突然一下子在国外出版了这么多，认为我有神秘的“配方”。其实，它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我想到了古代诗人寒山，为什么他在美国非常有影响？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东亚文化认识早期，有一些介绍了寒山的人，这就是偶然性。但前提是你必须写得好，这是必然性。比如，我很早的时候写博客、微博，有一天看博客留言，说他是德国的翻译家，想把我的诗译到德国去，还邀请我到那边去交流……慢慢地，我的诗集就有德译本。后来，德国柏林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诗歌节，再后来又在汉堡等一些城市举办了很多朗诵会。

羊城晚报：您觉得国外文学界选择您的作品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小琼：我觉得可能现在外国人都比较想了解中国，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写的刚好也是当下中国的经验。

杨克：外国人选择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也有一个辨识度问题，郑小琼的诗歌写作的辨识度是很高的，她的写作里有一种中国的底层写作和女性写作的特点。当然，作品的质量是第一的。

科幻成了一个普遍性话题

羊城晚报：王威廉老师参与了广东省作协组织的作家大规模外译的活动的组织。当时选择作家作品按照什么样的标准？

王威廉：对，当时我在广东省作协工作，参与组织了“当代中国广东文学国际译丛”这个大项目。先是俄文，后来又推出了匈牙利文、意大利文、英文，我们肯定是力争想把广东最好的作家作品译介到全世界，遴选的过程是很严格的，一个是要获得至少省级大奖的作品，然后还有发表的刊物都是级别很高的国家级刊物，尤其是要结合一些湾区的特色。选出来交给汉学家之后，给予对方选择权，这是双向选择的一个过程。

羊城晚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什么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杨克：之前这个活动我一直都有参与。因为是作协在组织，所以是出翻译合集。但国外出版社喜欢出单个作家的文集，小说、诗歌、散文都好。而且他们说，合集如果涉及移民、打工，或者粤菜、粤剧，海外的读者会更感兴趣。

羊城晚报：在写作风格上，比如小说，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他们更接受哪一种？

王威廉：仅就小说而言，他们更喜欢现代主义的，然后有一点科幻色彩，因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可能与中国的地方经验太接近，他们不是特别理解。据相关研究者说，刘慈欣的科幻作品现在是中国作家在国外卖得最好的。科幻成了一个普遍性的话题。

羊城晚报：湾区文学的底子主要是岭南文学、广东文学，据您观察，这在海外广东作家中有何体现？“走出去”怎么落实？

龙扬志：确实，湾区文学的底子是岭南文学，港澳文学走过殖民历史、跨越世纪末回归而进入特区时代，可以共同分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现代经验非常多。在“走出去”之前，大湾区内部还可以开展更多的交流，相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文化区中的互动更易见成效。

“走出去”本质上是一个交流与传播的问题。海外华人一直是语言翻译、文化转译的重要桥梁，只要写出好作品，自然不用担心“走出去”的问题。具体到文学的翻译，这不是一种强制性的需要，跟个人趣味、意识、感受密切相关，而且个别作家、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不代表这个地区的文学就“走出去”了，必须创造机会让更多人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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