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浙江大学计划在全国招收首批考古学本科学生。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和潮新闻将共同推出“浙大考古人”访谈系列（按姓氏排序），晒一晒浙大的考古老师。
今天推出第二位老师：陈虹。
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上，有什么秘密？在她眼里，一条微痕，可以把已经消失的历史，重新唤醒。
(资料图片)
【她是谁】
陈虹
陈虹，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历史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联合培养博士，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访问学者。2010年入职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获浙江省“之江社科青年学者”、浙江大学“求是青年学者”、浙江大学“仲英青年学者”称号。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旧石器考古、考古痕迹学研究（玉石器）。
曾先后主持多个以石器功能研究和微痕数据库建设为主题的科研项目，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并出版《鉴微寻踪：旧石器时代石英岩石制品的微痕与功能研究》、《微研大义：石器微痕研究与思考》、《当代中国考古学》和《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研究》四部专著。
采写 陈春阳 陈叶雨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自己的课程老师，心情激动又紧张。上学期在《考古学概论》这门课上，我认识了陈虹老师，为老师的气质折服，老师讲述的许多小故事颇给我启发，没想到能够有这样面对面与老师交流的机会。当匆匆赶来的陈虹老师以很自然的口吻同我交谈时，我的不安都消散了。这天是艳阳天，气温舒适，沙发也软软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布局简洁大方。我开了一瓶水，与老师相对而坐。在老师流畅清晰的叙述中，我深切感受到一名学者的魅力。
Q1：陈老师，能否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和研究方向？
我的主业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侧重于采用科技手段来进行石器的功能研究，行话叫做“微痕分析”。目前我们正在建设考古痕迹学（玉石器）这个方向，通过分析古代器物上的微痕和残留物来揭示古代人类行为、资源环境、生业模式和社会状况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分析者主要通过显微镜来帮助观察、判断考古出土物上因制作、使用或其他扰动而产生的物理和生物痕迹（即微小痕迹和残留物质），同时，以一系列的现代模拟实验为前提，获取实验数据，作为解读考古数据的基础。
Q2：很多老师们是从小就喜欢后来所从事的工作，也有一些是服从调剂，但后来学着学者就喜欢上了。您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是？
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特别喜欢历史，中学以后，历史偏科更加严重。高三本来是要保送的，后来因为客观原因，那个保送名额突然没有了，不得不在高考前两个月重新备战高考。有一天休息的时候看到一个纪录片，印象里是讲一对夫妇把青春和自己奉献给敦煌考古事业（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樊锦诗老师的故事）。我才知道，历史当中还有一个专业叫考古，可以跟实物有更多接触，而不仅限于文献。当时是高考一结束就填报志愿，所以我是在分数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坚决填报考古专业的。
1999年时，考古还是非常生僻的专业，很多人在生活中压根没有听说过。我父母根本不知道考古是什么，妈妈听说我报了考古，还专门去打听了。好在太原是省会城市，省级研究单位就在太原。我妈妈后来了解到有个单位叫做考古研究所，离我家还挺近，她感叹说，原来还有这么一种工作是大家不知道的。我的班主任和同学们都特别惊讶，居然还有人去报这种听都没听过的专业。但我个人是很坚定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在当时大多数都是被调剂的，我们班18个人，好像只有两个人是主动报考的。
Q3：您本科的学习应该是偏传统考古一些，硕博阶段到了复旦大学跟陈淳老师，陈淳老师主要做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再到后来以微痕分析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您是如何做选择，确定下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对您特别重要的人和事是什么？
一个人走上一条学术道路，既有基础、背景，也有机遇。
我本科就读于山西大学考古专业，偏重于田野发掘、器物整理这种比较传统的考古学研究。我一年级的暑假参加了一次实习，在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做调查。这个遗址是一个典型而且比较有名的旧石器遗址。在这次实习过程当中，我觉得旧石器是我比较喜欢的。当然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因为旧石器不用涉及古典文献。而且在旧石器研究当中，许多研究方法偏科学性，很符合我好奇、探索的本性。
大三时，我在山西省考古所，接触到了丁村遗址的材料，王益人老师给我推荐了陈淳老师。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是一位理论考古学家，其实陈老师的看家本领是旧石器，他是贾兰坡先生的学生。陈老师从麦吉尔大学毕业归国以后，翻译并撰写了许多比较新颖的理论类文章。既做旧石器，又有新理论，加上复旦在上海，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完美选择。当时在陈老师的学生里，大概只有我是专门学旧石器的，所以他花了很多精力来教我一个人，相当于一个大专家教我一个学生。所以在旧石器方面，特别是理论和器物分析的衔接过程当中，我的教育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再后来硕博连读，博士论文的选题自然而然就选了柿子滩遗址。
在2004年的暑假，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国家文物局的局长培训班在复旦文博系举办。有一天我在系办值班，刚好碰上沈辰老师上课。我在之前的学习中就知道他，而且翻译过他关于碰砧法的文章，于是在课间冲到讲台上去跟沈老师打招呼。沈老师开始也有点吃惊的，但是他也很高兴一个学生跟他聊专业，于是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当年暑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将举行石器微痕培训班。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微痕，然后他说要请美国一个很著名的考古学家乔治·奥德尔来主讲，沈老师陪同翻译。然后在高星老师的支持下，我就去了。
我们学了那么多理论，最终是要落地的，要在考古材料中接地气，表现出理论的力量，否则永远都是空话。在理论和材料之间，需要找到一个衔接点，有的人会通过实际的技术分析去搭建这个桥梁；有的人会借助类似于宾福德提倡的中程理论，在自己的知识框架内搭建一个桥梁。微痕分析既包含实验考古，也包括科学分析，特别是微观层面的分析，同时又可以让我们在观察材料的过程中综合运用所学的各层次知识，还有理论的视野。我觉得这对于中国的旧石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路子。也许是微痕选择了我，也许是我选择了微痕，总之我跟微痕分析就这样挂起钩了。
后来逐渐意识到，微痕分析是科技考古的一个分支，非常符合考古学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做的学术有所创新，那就必须要考虑怎么选择这个创新，或者说怎么去突破。在策略层面，微痕分析是很值得投入的。当时中国还没什么人做，意味着只要去做这个领域，就会有很多空白可以填补，而且可能会取得比较多的成果。所以综合考虑之后，我选择了这条路。这也是给年轻学生的一个建议，就是要考虑如何在这么多的考古分支领域当中，选择既适合自己，又能让自己有获得感的一条路。
乌兰木伦遗址考古标本上的使用微痕
Q4：您在博士阶段到加拿大学习过两年，2018年又去了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期间也结识了一些老师、朋友。在加拿大的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一方面是学习上，因为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教育体系，能让大家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思考问题和看待问题。加拿大的研究者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没有太久远的旧石器材料。北美考古学的现实困难带来了一种创新，或者叫一种补充。他们把视线和研究力量拓展到世界其他地方，所以我在多伦多大学的时候，有幸学了很多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旧石器课程，比如说近东考古学、极地考古学等。
有一件事在学习方法上，包括材料的多样性上都给了我很好的启发。多伦多大学搞旧石器研究的Michael Chazan教授，是加拿大很有名的考古学家。我当时参与了他课题组的旧石器训练项目，整理约旦一处旧石器遗址的石核。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发现，近东的旧石器类型和中国的不一样，术语也不一样，包括分析手法也有所区别。当然，我觉得并没有谁好谁坏，而是可以看看近东旧石器考古学中有哪些是有益于未来我研究中国材料的。
2017年，我们团队受到以色列海法大学邀请，参与以色列的旧石器研究。刚踏入海法大学的石器分析室，他们就问我，你了解近东旧石器的材料、构成及文化面貌吗？我回答我懂的，因为上过近东考古学的课，而且也真正接触过约旦的材料。之前的经历，让我在以色列的合作非常顺利。
还有生活。加拿大的生活方式表面看起来比较接近美国的流行文化，但其实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点，就是原住民文化，主要是印第安人文化。我们去参观这些遗址的时候就会发现，文化表现是如此不一样。比如印第安人的长屋（long house），里面可能住了很多个小的家庭，这些家庭之间又是有关系的。还有极地考古，会告诉我们印第安人选择鹿皮或珠子或其他东西来装饰自己，跟我原来的审美不太一样。极地人在生活生产的过程中，会捕猎海狮、海象、海豹等，由于温度很低，在猎物没有冻僵之前就要屠宰掉。其中有个细节，是印第安人会把热热气腾腾的鲜血取出来放在罐子里，给未婚少女饮用。这个细节就引发了我强烈的好奇，为什么这个血液和少女之间就出现了关联，这个文化关联是我原来不了解的。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比我们知道和预期的更加复杂。当我们再回头看自己的考古学材料时，就会问自己，是不是也有很多文化关联是原来未曾想到的？
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实习和工作，也给了我很多学习的机会，因为除了中国馆以外，还有埃及馆，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展览。很多展览都让我受到触动，为之后用比较的眼光去看待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文物搭建了一个大体的框架。比如我曾经看过乌克兰的陶器、死海经卷以及很多暂时没有机会去看的遗址。这为我从世界考古学的背景研究中国考古材料，提供了比较好的铺垫。
Q5：微痕分析是考古学研究比较小的切口，它是怎样跟考古学的大问题关联起来的？
发现证据不仅能解释石器本身的问题，还可以解释一些大问题，比如人类到底怎么生活。比如说，印第安人1000年前还在用一种叫乌鲁的刮削器，而中国可能在1万年以前或大概几千年以前就已经不再使用了。有很多工具被发明出来后，因为功能不适合或者是功能发生转移，这个技术或者器物就被我们抛弃掉了。比如同样是知识存储工具，U盘在过去20年以及未来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3.5英寸A盘却很快消失了。另一个例子是自行车，尽管今天汽车已经很普及了，可是自行车依然还在发挥功能，那就说明这种工具还有存在的理由。那么，在文明进程当中，是文化促成了器物和技术演变，还是功能促成了演变？所以近两年我们开始把微痕分析从功能研究转向人类行为研究，进而解读文明的多元性或特殊性。
在对文明进程的具体阐释过程中，有很多考古学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玉器加工技术的演化，尤其是如何理解文明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从制作工艺、使用痕迹、文化功能加以探讨，看看玉器到底如何发挥作用。比如农业起源，我们除了可以研究植硅体，也可以看看农具到底是如何变化，如何支撑大体量人群的。今天地球已经有70亿人口了，那我们到底是怎么从原始石器一步步发展到能够养活这么多人的？人类是怎样一步步把文明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的？微痕分析和考古学大问题是有密切关联的，只是中间有很多情况好像是省略一万字，讲清楚这一万字就是我们考古学界要做的事。
Q6：您现在自己带学生做研究，也编写教材，也做一些面向中学生的科普工作。对这些不同的群体，考古学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心得？
面对不同群体，要采用分层教育的方法，要考虑受众的知识背景和知识基础，相应地调整教授内容和教授方法，否则不仅受众消化不了，还会引起反作用。
对于教学来说，科研必不可少。如果只从事教学，那所有教学的内容都是从别人那得来的二手材料，显然你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清楚，回答好学生提出来的问题。但当我既是科研人员又是教学人员的时候，我至少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案例，来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教学就会变得更加通俗易懂，更有专业内容的支撑。
教材和科普作用不同。教材能让学生快速了解这个行业的专业基础知识。我常在课堂上说，考古学是有硬知识的。茫茫学海，洋洋洒洒的知识通常会让学生觉得束手无策，教材是重要的教学线索，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抓取知识点。这是我们去编教材的重点，也是编教材的意义所在。对于中学生或者是公众来说，我们要做的是把深奥的知识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轻快语言讲给他们听。原来我也觉得，最多写写教材，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后来发现，不管是作为一个高校教师，还是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我们的使命远不止此。如果专业人士不去做工作，科普阵地或者说大众知识传播的阵地，就会被一些不专业的知识占据，甚至会出现一些对考古学的误解。所以我们要主动发声，至少要及时反馈和响应大众的需求。否则我们会陷入很被动的境地，被非专业人士发难，要不断地辟谣和解释，真相反而被谣言牵着鼻子走了。
科研、教育和科普这几个层次都很重要，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不太建议去做科普，因为可能自己还理解得不够深，不够专。为了科普而科普，可能会讲错。到了一定阶段，当这些知识内化成为你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再做科普，既准确，又得心应手。当然，我也很鼓励年轻的学生和学者去做科普，前提是要保证科普的知识是准确的。
Q7：有什么素养是您认为对考古学或者做微痕分析研究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如何从本科阶段培养起？
有两点特别关键，一是探索精神，二是坚持。
探索精神简单来说就是好奇心。如果对任何事情都安于现状、止于当下，不去深究问题的答案，或者好奇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那就没有办法做科学化的考古学研究，也没有办法真正深层次地推进考古学研究。今天的古DNA研究和稳定同位素分析不断帮助考古学得到新结果和新观点，这都是研究者不满足于过去研究技术和水平的结果。
第二个素养就是坚持。考古是一个有点枯燥、生僻、艰辛的行业，尤其是旧石器考古。旧石器考古研究没有古代文献做支撑，但是有很多前人研究的文献要看。我们研究的石头不漂亮，不像那些艺术品，看久了之后是会有枯燥的感觉。另外，旧石器时代遗址通常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条件相对艰苦。要想走这条路，从身体到心灵再到理智，都要坚持下来，让自己保持一种不停歇的状态，才可能走得更远。
Q8：您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看电影和旅游，这两年又喜欢上了舞蹈。现在每周会去跳一次形体芭蕾，一方面是兴趣，另一方面是为了身心健康。我颈椎不好，原来每天都要吃止痛片，形体芭蕾能够定期疏解我身体上的不适，更有助于我工作。跳舞也让我学会欣赏艺术和发现自己。工作特别累的时候，我会通过跳舞转换心情，在专注舞蹈的过程中做好心理的自我建设。间歇性的工作中断像车辆加油充电，充满了你就又可以开始下一段。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找一些兴趣，比如唱歌、弹琴，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发泄的出口，有一个缓解自己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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