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列为工作重点之一，这也是近年来我国一以贯之的发展目标。自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后，各行各业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有业内人士测算，未来30年我国绿色低碳投资需求累计将达到487万亿元。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投资需求，包括气候投融资在内的绿色金融将大有可为。

金融如何支持绿色转型？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分论坛“碳中和：困局与破局”上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胡萝卜加大棒”。高碳价或碳税即“大棒”，适中的碳价是“小棒”或“中棒”，人民银行支持工具则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卜”。我们以低息向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接受低成本资金的金融机构须支持碳减排项目，同时承担向社会披露相应信息的义务。碳排放具有强外部性，除碳价和碳税外，更重要的是披露问题。“胡萝卜”支持工具重点在于要求商业银行对碳足迹、发放碳减排贷款的利率及相应碳减排效应等信息按季披露，接受第三方独立机构的核查和社会监督，同时引导全社会提高对碳达峰、碳中和紧迫性的认识。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包括碳减排支持工具在内的激励机制和政策手段，推动金融体系通过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产品和工具助力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相关资料图)

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点绿成金”并非只投入资金就行。如何将负外部性内部化，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好金融政策的激励约束作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和金融工具。对此，业内专家提出，要善于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来发挥政策示范效应。此外，金融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政策的“组合拳”效应也值得期待。

用好用足用活绿色金融政策工具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绿色金融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总体发展思路，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与部分金融机构自下而上创新实践过程中，整体业务实现扩面提质。其中，绿色信贷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发行规模已居世界首位；绿色债券、绿色保险方面，产品创新和产品规模也不断取得新突破。

上述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政策的积极引导。实践中，不少专家学者提到了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发挥的重要作用。

碳减排支持工具是人民银行于2021年11月推出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21家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被纳入支持范围。对于符合要求的贷款，按贷款本金的60%予以低成本资金支持，设定的实施日期为2021年到2022年末，按季操作，属于阶段性工具。2022年8月，德意志银行（中国）、法国兴业银行（中国）两家外资银行也被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金融机构范围。2023年1月，人民银行宣布碳减排支持工具将延续实施至2024年末，同时，部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也被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金融机构范围，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碳减排支持工具是‘真金白银’性质的再贷款，通过两次扩容，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副秘书长、中节能生态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总经理廖原表示，不仅如此，不同地方还参考碳减排支持工具进行了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的再探索、再丰富。

四川的“川碳快贴”即是其中一例。记者从四川一家金融机构了解到，“川碳快贴”是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前期全省绿色金融改革成效基础上，基于地方实践，对于再贴现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运用，加大对具有碳减排效应的绿色企业签发、收受的票据再贴现支持力度，设立碳减排票据再贴现专项支持计划，精准支持绿色低碳企业。目前，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联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等部门共同推广“川碳快贴”。

在具体业务办理过程中，“川碳快贴”遵循“三个优先”政策。第一是额度优先，“川碳快贴”享有单独的再贴现额度，对办理效果更好的地区还提供额度方面的倾斜支持。第二是利率优惠，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鼓励金融机构对碳减排票据提供显著低于本机构的同期同档次的贴现利率，加大对碳减排让利力度。第三是办理优先，各个地市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提起的碳减排票据的申请开通绿色通道。自2021年3月开办以来，到2023年1月份，已累计办理2920笔、金额80.4亿元，贴现加权平均利率1.94%，较相关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低50个基点，支持成都市57户企业实现碳减排87万吨。

除了做好政策激励，一些基础服务和制度建设也亟待夯实。廖原表示，未来中国以碳市场为核心载体的投融资服务将带来新机会，碳核算、碳披露等会不断催生相关服务业态的丰富与完善，要用科创赋能，为碳金融提供更好支持。

寻求政策“组合拳”效应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不可能只靠金融政策。 多位专家表示，在具体融资渠道方面，可充分考虑上级政府、本级政府、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企业和开发商、社区居民等不同来源，并据此设计相关项目的融资模式，同时，综合运用债务融资、税费融资、土地价值捕获、公共资金激励、多方合作撬动、规模效应带动等创新模式，把气候目标和投融资叠加形成低碳发展规划。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务委员孙轶颋提出，在政策创新层面，要充分叠加气候属性和金融属性，或者说是市场属性。对于气候属性明显的项目，充分挖掘项目的市场属性和金融属性，为其“创建市场”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与外资进入气候投融资领域的重要驱动力。具体来看，能给市场政策扶持、财政支持、市场准入和金融创新等都是好办法。

“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气候属性是根据气候目标和实施路径，找到适合发展的低碳产业和气候友好型项目，并核算低碳产业发展和项目实施后每年的碳减排量及对气候目标的贡献。而金融属性是预测低碳产业和项目每年的资金需求（投资额）和资金缺口。”孙轶颋表示。

这是一套把金融支持、产业规划、财政补贴等多重政策融合的发展思路。要实现政策协同，优化政策组合，“在推动政策时，要做到可再生能源政策要和电力系统发展相协同，还要根据项目特点来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财政资金、公共投资更适用于一些直接花钱的项目；而对于绿色建筑、解决道路拥挤等问题，则可探索通过定价机制等更间接办法来撬动社会资金的参与。”孙轶颋表示。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可持续金融项目、中国气候风险与适应项目主任祁岚则提示，在制定相关产业发展目标和配套政策时，不能忽略历史碳排放造成的气候风险。

“此前的碳排放风险影响已经锁定。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去韧性应对极端灾害天气的挑战，需要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的韧性城市规划以及措施。”祁岚称，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城市管网以及非工程类的灾害体系应对设施。因为这类投资是长期的，短期内很难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现有的公共财政体系内，通过使用融合金融工具来应对极端灾害风险；同时，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如何发挥各自角色作用也值得深入研究。